中国挫败“金融政变"的生死较量 - 巴新中文网

编者按：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能对实体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在现行经济进入中高速时期，较过往高速增长略为放缓的新常态下，抓经济，就要抓实体经济，就必须依靠国有企业这个中流砥柱，而金融腐败却是对这个中流砥柱的磨蚀。纵观王岐山的反腐脉络，政界，军界，直至今年将触角伸至金融界，若非股灾引发，金融反腐未必来得那么快。金融经验丰富、财经专家出身的王岐山，没有将金融反腐放在较前位置，反成压轴，非因金融反腐相对次要，而是金融是反腐深水区，出手前必须有更充足准备。

近期反腐，有二则打虎新闻，一则是上海副市长艾宝俊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一则是证监会副主席姚刚涉嫌严重违纪被查。引发政界和金融界的震荡。两则貌似没有关联的新闻，其实内有乾坤。

中央巡视组今年第三轮巡视，一行三会四大行都在巡视名单上，中信、光大、人寿、人保等大型国企，同样在列。这样一种动作，更是表明：国企和金融领域的反腐，正在一步步走向深入。有意思的是，艾宝俊落马，不仅代表着中纪委攻进“上海滩”，他还同时与国企和金融圈两个领域的关联颇深，其背后的意义不同以往，可以看作是中纪委拆解金融腐败利益链的关键人物。

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能对实体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在现行经济进入中高速时期，较过往高速增长略为放缓的新常态下，抓经济，就要抓实体经济，就必须依靠国有企业这个中流砥柱，而金融腐败却是对这个中流砥柱的磨蚀。

回想清朝末年，1910年，上海橡胶股票风潮被称为“亡国的股灾”。当时，由于全球橡胶价格的下跌，金融机构的介入过深，以及清政府对市场缺乏监控和政府内部的党争，此次危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政府的收入。迫于经济压力清政府收回原本商办的铁路，引发保路运动，清政府从湖北派兵镇压，导致辛亥革命的爆发，成为摧毁清朝的导火线。官与商盘根错节，可谓是牵一发便动全身。

纵观王岐山的反腐脉络，政界，军界，直至今年将触角伸至金融界，若非股灾引发，金融反腐未必来得那么快。金融经验丰富、财经专家出身的王岐山，没有将金融反腐放在较前位置，反成压轴，非因金融反腐相对次要，而是金融是反腐深水区，出手前必须有更充足准备。内地金融业利益链至为庞大，往往有高级官员纵权包庇，在金融市场上下其手，构成权钱勾结大黑洞。十八大后，打国级老虎初见成效，金融腐败逐渐失去保护伞，令金融反腐事半功倍。这或许就是把金融反腐放在政军界之后的原因。只是股灾加速了清除金融“股奸”，“内鬼”的步伐。

姚刚落马，被指与境外合谋做空A股，大发国难财，从其留日经历来看，笔者仍不能排除其背景会否扯上日本情报机构。恐怕不仅是发国难财那么简单。早在张育军下马后，就有指证监会高官在救市期间，违规把巨额资金转移到香港和新加坡，参与做空中国股市，而负责转移资金的人，已被从香港“劝回”大陆自首，也极有可能成为姚刚的污点证人。

今年牵头做救市的三位证监会高管，一名退休，另两人就是已经落马的姚刚和张育军；救市主力全部落马，可见当时所谓的“救市”，不是没有达到保护国家和民众利益的目的，就是救市这班人，借机中饱私囊。值得一提的是，就爆发股灾后不久，针对证监会的救市，笔者就多次发表相关文章。

今年股灾，据说中央已经定性为“金融政变”,幕后主脑是一群既得利益者，表面拥护中央，暗中行反对之实。今年6月，有四股恶意做空中国股市的力量“合流”，才造成了大陆股市的严重暴跌。这四股力量中，其中一种是潜藏在大陆一些大学、研究院、研究中心甚至政府机关里的官员和学者。股灾虽然已过去，对“股奸”的清查还将继续，金融界反腐风暴可能更加猛烈，更大的风暴还在后面。

沪指在今年6月12号创出5178点7年新高后，在短短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一路下探至7月9日的3373点，在逐步企稳后，于8月11日再次展开暴跌之旅，到8月26日直探至2850点，股市涨跌本来是正常现象，但A股这两波调整下跌速度之快、千股跌停、千股涨停、千股停牌等现象实为A股史上罕见。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此次股市大暴跌。

中国股市在今年六七月间发生崩塌式下跌，究竟是出于何种原因？笔者认为，长期形成的四支做空中国的力量，在此期间得以“合流”，是造成股市大暴跌的主要原因。而杠杆资金的进退，只是一个被借来的说辞而已。

我们不须回避的是，在上证综指涨到5000点时，当然会出现自然下跌，但这四支做空力量“合流”后，局面就不一样了：下跌速度骤然加大，市场动荡迅速蔓延，人心人气遭遇摧毁。由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此次危机，及时采取了一系列稳定市场的政策措施，防范住了系统性金融风险，但教训的深刻性并不因此而减弱。

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中国股市所处的内外环境。很多人认为，股市不过是“公司股份”进行交易的场所，只要有明确的交易规则，有公正的监管，市场涨跌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了。这次危机彻底打破了这种浅显的“股市观”。在当代，股市的价值中枢、运行秩序是否稳定，其是否具有吸引力，是一国政治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撑点。仅仅把股市仅仅看作发行股票和实施兼并收购的平台、一个交易市场，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股市中的利益主体必须与国家战略利益相一致，而不能有根本性冲突。但目前的状况是很不乐观的。

我们承认美国存在不可忽视的对华友好力量，但长期以来，美国也同样存在遏制中国的力量。他们一手运用其主导的舆论机器，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实施干扰；一手使用经济手段、真刀真枪地做空中国。他们的舆论说中国投资不可持续、房地产即将崩盘、银行坏账累累、地方债陷入泥潭等等。他们还在贸易、汇率等领域对中国不断施压，近期又干扰亚投行进程，运用TPP“围堵”，甚至不远万里到南海来“捍卫航行自由”。几年前，他们就推出了在境外做空中国的指数基金期货产品，一个在纽约交易所挂牌，一个在新加坡交易所挂牌。通过做空这些指数基金期货，引导带动境内机构做空中国。

这些美国指挥棒的听从者，不维护国家利益，只顾集团利益，追涨杀跌，还制造谣言。笔者认为，作为国家的重点金融机构，应该首先遵循维护市场稳定、维护大盘蓝筹股价值的原则。但十分遗憾的是，银行股跌破了净资产值，仍然被一些大型投资银行抛售；有的创业板股票市盈率已高达150倍甚至200倍，但一些投资银行还在推波助澜；当5月份大盘指数已经翻番后，一些投行还在鼓励投资者质押股票进行融资。

这些投行机构不但不维护整个市场的价值中枢，不对客户尽提示风险之责，而且，个别机构还内外勾结，套取国家维稳资金。如此，国家和市场的整体利益何在？

他们懒得研究经济和公司的基本面，懒得研究中央和各部委的经济政策，懒得研究企业的周期规律，听风就是雨，你跌我就狠砸，你涨我就猛推。完全唯利是图。一旦市场不稳，他们就成为一个加速器。

他们看似个体孤立，但已经成为一个服务于美国战略意图的“势力层”。其中确有个别人是“不自觉地跟随”，但另一些人是主动配合美国战略意图，致力于唱空做空中国。

一位国有金融机构的副董事长就讲：“改革开放38年了，为什么以前没有改革牛市，现在却有改革牛市？为什么经济增长掉到7%却有牛市？”还有人说：“一带一路”战略是“吹着口哨走夜路”，称中国推动对外产能合作是“痴人说梦”。这些说法，直接针对中央关于改革发展的一些战略决策。又如，在7月20日，股市维稳刚刚有起色，有一本杂志就开始炒作“维稳资金要退出”的话题，很不合常理。

在此，笔者要特别说一说杠杆资金问题。早在去年7月，我国主板市场行情刚启动时，“杠杆牛市”一词就被造出来，并广泛应用和传播。这个议题设置的作用很显著：一是持续引发公众对于行情性质的质疑；二是严重混淆了正常融资活动与非法融资活动的差异，制造了监管模糊区。其实，按照正常逻辑，合法融资活动应当依法受到保护，无需戴上“杠杆资金”的帽子；基于改革预期和上市公司业绩预期的牛市更不应该戴上“杠杆牛市”的帽子。在笔者看来，杠杆资金的风险管控，应该是投行基于市场风险高低、基于股票价值中枢高低的自觉行为；而违法资金无论是充当“杠杆资金”还是充当“扶贫助残资金”，都应当是金融监管部门打击的对象。将股市暴跌的原因归结于杠杆资金增多，笔者是不赞成的。

中国股市遭遇此次恶意狙击并不是第一次，1997年、2001年、2007年、2011年都曾遭遇类似狙击，但人们对原因的查找主要是在“技术层面”，然后试图在“技术层面”加以解决，终于导致了此次更为严重的危机。笔者希望此次危机成为一道分水岭，让我们下定决心真正重视股市的战略问题，从战略和技术两个层面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使中国股市成为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有机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