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中国家庭严重“南非化 ”已不仅是经济问题

PARADISEBIRD

文丨秦晖

导语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曾在峰会演讲中表示，30年的计划生育制度摧毁了家庭养老的机制，这种南非式的家庭结构必须改变。他同时阐释了中国未来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值得一读。

中国30年经济奇迹的优势是什么？

我们现在要讲的题目是所谓中国优势不可持续，以及怎么重建这个优势。其实首先要理解我们30年的改革，尤其是30年的经济奇迹，到底是因为中国具有什么样的优势。

当然这个优势现在有两种比较常见的说法，一个说法就是中国由于走了市场化的道路，因此有市场机制的优势。这个其实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个并不全面，因为我们要知道，走市场化道路的国家很多，但是很少有国家有像中国这样30年高速地增长，尤其是在那么大的经济体量的背景下。

还有一种说法在我们的一些左派朋友中比较流行，说我们30年的经济发展是有赖于改革前的体制的，改革前的体制究竟怎么提供优势呢？有些人说,改革前的体制建立了工业化的体系，虽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如果没有这个工业化体系就不可能有我们后来承接未来世界的产能。

还有一种说法是，改革以前的体系建立了教育和卫生的基本保障，这两个保障使中国拥有了高素质的廉价劳动力，主要是高素质，高素质就是教育和健康水平。

可是这个说法我觉得在国际范围内提出最尖锐批评的恰恰是我们在国际上的一些左派朋友，比如说佩里·安德森先生，他前段时间写了很重要的文章，就是所谓的两种改革，两种改革中他提出的一个主张非常有意思，因为你改革以前做得特别差。

所谓的特别差，不仅是对市场经济国家而言，也包括对苏联在内的其他国家而言，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假如说我们改革以前的优势体现在据说是基本建成了工业化体系，和由于教育、卫生使我们有了高素质的劳动力，我们就很难解释一些案例。比如说这两个优势显然东欧国家做得很好，可是他们在向市场经济改革转型过程中也没有发生奇迹，这一点是肯定的。

而且我们更不能解释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比如说越南，越南在改革以前有什么工业化吗？越南在改革以前基本上处在战争阶段，就没有进行过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建设。社会保障更差。

但是我们知道，越南在80年代搞了改革，这个改革也是市场化的，他们不叫改革，叫革新。他们革新之前是完全没有工业化基础的，也谈不上任何福利基础，但是他们的经济那也是奇迹，如果就经济增长率而言，和中国可以说是不相上下的。

而且更有意思的是，越南经济最有活力的地方是南越,不是北越。大家如果去过越南就知道，胡志明市的繁荣程度远远超过河内，南越在旧体制下难道有什么工业化建设吗？当然根本就没有。

讲得简单一点,那个时候只要是认真地搞经济，不管是搞计划经济，也就是说这个计划要搞得比较理性一点，还是搞市场经济,都会带来经济的高增长,但是东欧国家是没有这个条件的。东欧国家在取消计划、建立市场的过程中都经历过一段混乱的时期，尤其是东欧国家计划经济体制还是两重体制，这两重体制都被打破以后的确有一段休克时期。

中国的经济改革实际上是走出休克的过程，这和苏联东欧的改革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中国的经济奇迹，第一，我们有走出混乱的优势，东欧没有，他们的混乱是改革以后产生的。第二，我们还有走出帕累托改进的优势。

实际上一个改革要变成帕累托改进是很难的，因为改革总是要一部分人得利，一部分人付出代价，无非就是这两种人哪一种多。如果多数人得利，少部分人付出了代价，我们认为还是值得改的，但是这种改革也是帕累托改进。你改变了所有的人都吃亏的状态，实际上就是所有的人都得利了。

人口红利已消失，中国已无法回归家庭养老

另外两点大家讲得比较多的，一个是人口红利的优势。

计划生育尤其是独生子女政策，至少提高了中国劳动年龄阶段人口的比例，使得中国人口结构有利于提高人均GDP,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至于它的长远后果当然我们现在逐渐在看到,但是当时我们的确是占了人口红利的优势。

我在这里要补充的，我们不仅通过人口的强制手段改变了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得中国的家庭状态也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我称之为中国家庭状态的南非化。

什么叫做南非化呢？就是使得中国比如说在城市化过程中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但是没有给这些劳动力在城市过家庭生活的条件，使得中国出现了3亿多家庭离散人口，其中包括在城里的单身劳工。

我这里讲的单身劳工，并不是说他们夫妇只有一方进入城市。大家知道, 90年代以来的农民工，很多人都是夫妻两人进了城市，但是分别住在集体宿舍里，即使两口子都在城市，也没有办法过家庭生活。

当然更常见的，他们把家庭留在农村，形成大量的“三留守”，就是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这个现象在南非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现象，那是当时的体制安排造成的。这个体制安排在中国的确也使得GDP高速增长，尤其是中国的房地产业其实是受到影响很大的。

因为实行这个政策的结果，第一，在城里就不允许贫民有房。其他国家，像印度，要把一个穷人赶走是很困难的。我们在农村中，因为这些人是家庭离散的，这些人就不能不把在城里赚到的钱大量地投入到家乡，盖一些只有过年住几天的空房子。

现在外国人到了中国，觉得中国人真的伟大，在城里头没有什么穷人街区，城市里充满了豪华建筑，有些人说中国的城市像欧美、农村像非洲，农村真的像非洲吗？很多人到了农村去一看，农村也不像非洲，农村也盖了不亚于欧美的那些房子，很多地区，大家知道农村的房子也是几层楼几层楼的。可是惟一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些几层高的楼基本上都是空的，这些人都是候鸟，都是家庭离散者。

像这样的一种状态的确使得中国的经济在一段时间内，不说是好还是坏,但是的确对中国GDP的高速增长，尤其是对中国式的所谓高速城市化贡献巨大。这个也可以说是人口红利的一部分，因为所谓的人口红利就是对家庭状况的一种改变。

还有一个，走入全球化的优势，中国从2001年入世以后就成功地走上了从全世界吸纳资本、输出商品，即所谓的双顺差这么一个道路，而这个道路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进入新世纪以后又增加了一个台阶。大家知道，在这之前中国的经济已经是高增长，但是通常还不是两位数，到了入世以后中国的经济可以说进一步地提速，连续很多年中国的GDP增长率都达到两位数。

这个也不仅仅是加入全球化的问题，包括中国加入全球化以后在出口商品和吸纳资本上都依靠我们的体制，具有一些所谓独特的优势。关于这一点我在所谓“昂纳克预言”的讨论中曾经给出，比如说我们当时招商引资可以说做到极尽所能，所有政策都为招商引资让步，这种做法我们有些学者又把它叫做降低交易成本。

用铁腕手段降低所谓的交易成本，实际上很多这种现象不是降低交易成本，而是剥夺交易权利。但是也的确不能不说，这是当时中国招商引资的一个或者说中国经济发生奇迹的一个很重要的优势。

中国现行体制存在很大问题，未来面临一系列挑战

中国现在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以后，我们建立的这个体制的确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你从社会主义的角度讲，你的社会保障层次是非常之低的，你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讲，你的自由竞争的程度也是很低的。因此，中国的未来当然就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第一，我们前面讲到的所谓的交易费用，实际上就是用剥夺很多阶层的交易权利的办法来进行快速的资本积累，像这样一种所谓的费用，我并不认为是交易费用，但是这种费用我们的确省下来了吗？还是仅仅欠了这种费用呢？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第二，中国式的城市化造成这种所谓家庭离散的企业，现在不仅是经济问题，关于农民工制度带来的购买力不足的问题我就不说了，而且现在中国已经出现了伦理危机。

第三，中国现在从前几年开始，应该说就从去年开始，很多人说进入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节点，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从资本输入变成了资本输出，中国最近讲的“一带一路”，很多人有很多解读。说穿了“一带一路”根本就不是一个地域的概念，具体的也不是哪个路、也不是哪个带，具体的概念其实就是资本输出，或者说希望通过对外的资本输出来化解中国的所谓过剩产能。

可是这样一种思路现在面临着非常大的阻碍，其实这个阻碍说穿了就是一点，很多国家非常欢迎中国资本，但是不喜欢具体的方式。

如果这套能够成功地走下去，我觉得对提高中国的GDP增长率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大家知道资本输出的这些国家，一般来讲都不太可能出现GDP经济奇迹，但是可能对GNP的增长有好处，因为只要是中资，在海外能赚钱，当然也是中国人在赚钱了，是可以提高GNP的，但是不一定能够提高GDP的增长。

最极端的就是，假如中国的经济根本和西方现在出现了一个倒转，也就是说中国不是资本项目双顺差，而是变成了双逆差，我们不仅对外输出资本，而且对外进口商品，从这个趋势来讲的确是有这样的可能，当然这个路途还是很遥远的。

假如我们真的非常幸运地实现了这个转变，那又会如何呢？当然我们有没有这么幸运首先是有问题的，“一带一路”、资本输出、产业转移是不是如我们所愿，当然是一个问题，如果如我们所愿怎么样呢？我觉得有两个现象是必须要强调的。

第一，如果中国真的实现了这样的转型，中国就必须面对比西方更加严重的所谓的皮凯蒂的陷阱。皮凯蒂的一本书去年炒得很热，按照皮凯蒂的说法，经济太自由会造成两极分化的加剧，是指西方内部的，不是指什么南北方的，也不是指什么穷国和富国之间的，他就说从几十年的情况来看，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分化或者基尼系数或者高官占有收入百分之多少的比例，这几十年有明显的增长。

皮凯蒂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我觉得是不能成立的,他解释为经济如果过分自由就肯定会这样，我觉得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关于这点我不能详细地讲，但是的确与资本、与商品的流向有着密切的关系。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如果资本和劳动进行收入分配的话,当然稀缺要素的持有者肯定会占优势,这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决定的。讲得简单一点,劳动过剩劳动谈判地位肯定会下降,资本过剩资本谈判地位肯定会下降。

中国经济发展的前30年，基本上是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入中国，而中国的商品流入这些国家，中国商品的输出实际上也是劳务的输出,因为低价商品背后是中国的低价劳动，如果人家不买我们的商品我们的劳动就会严重地过剩，因此这个商品输出实际上是劳动输出。劳动输出、资本输入的结果，在西方导致他们的劳动更加过剩、他们的资本不再过剩，这一点在西方导致了皮凯蒂讲的那种现象，我觉得这不是什么经济太自由的结果,这本身就是全球化的结果，尤其是两种不同体制的国家合在一起搞纯经济的全球化的结果。

但是在我们这里，大家知道，走这种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的过程不止有我们中国，东亚的很多国家都经历过这个阶段。但是大家注意到没有，凡是走这条道路的国家，在这个阶段都是社会平等落实得比较好的。

讲得简单一点，外部资本的大量涌入使得资本就不过剩了，而本国劳动的大量输出，又使得本国的劳动变得稀缺了，或者资本输入使得资本不稀缺了，劳动输出使得劳动不过剩了，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就使得这些国家都在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阶段出现了基尼系数最低的一段时期。而中国恰恰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基尼系数高涨的情况，可是这个阶段如果过去了呢？

中国如果也进入一个资本输出、商品输入的阶段，皮凯蒂讲的那种现象就会叠加在我刚才讲的这个现象之上，就使得中国本来基尼系数应该很低的情况下依然那么高，那个时期又会高到什么程度呢？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确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产能严重过剩，进入劳动力整体短缺阶段

大家知道，现在我们产能过剩或者劳动稀缺的一个很重要的说法就是所谓的民工荒，民工荒就是因为劳动力不再过剩了。可是大家知道，假如中国的制造业成功地转移到海外，当然是不是能够这么成功我还不敢说，假如真的能够成功地转移到海外，那么中国的民工荒将得到解决，所谓得到解决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中国的民工要接受相对而言更低的工资，我这里讲的当然是相对而言，不是绝对，绝对值可能还会增长，但是相对而言，在分配体制中劳动的谈判地位会更低，这个问题我觉得在中国将来是一个非常大的社会挑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经济大家知道，增速在下降，而且我觉得这是不可逆的过程，经济学家大部分也这么认为。但是这个不可逆的过程到底会带来什么后果呢？有人说它会带来就业的危机，这是很多人讲的。但是由于中国目前独特的人口结构，我觉得总体上由于经济减速带来的就业危机可能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因为中国人口拐点已经过了，现在开始进入劳动力稀缺阶段。

这个时期,应该说结构性的就业危机还会出现，因为中国现在的确，比如说熟练的技术工人还是很短缺的，一般的蓝领工人可能并不短缺，结构性的就业问题肯定还会存在。

总体来讲，由于中国这些年人口红利消除，进入了一个劳动力整体短缺的阶段，因此增速下降导致的就业危机可能没有像以前人们估计的那么严重。

但是另一方面，它导致的社会保障危机会比过去要严重得多，尤其是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所谓的124家庭，就是一对夫妇要养四个老人、一个孩子，像这样一种劳动年龄阶段的人口比重奇低，就是我们说的未富先老的这种状态，这种状态在经济增速降低以后的确给我们的社会保障会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我们现在在改变人口结构和人口政策，刚才梁先生已经讲了，这是非常应该的，但是效果要在20年以后才能体现。因为我们现在，你就说是让大家放开生孩子，假如大家也真的放开生孩子，当然是不是能够有这样的效果，我们还不知道。

假如大家也真的放开生孩子，但是大家生的孩子要过20年才能成为劳动力，所以在一个时期内这种政策实际上是会加大中国受保障人口的比重，而降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至少在20年的时间里中国要面临更严重的社会保障困境。因此，我刚才讲的这几个优势的确将来都不会存在了。

因此，中国现在的确面临着一个重建优势的问题。我们要重建这些优势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因为你讲的优势、劣势其实只有在目的明确的条件下才可以做判断，否则你认为的优势在别人看来很可能就是劣势。我们实现的现代化如果是普世的现代化，要面临的问题就是中国特色的问题。

中国现在要把政府的权力关进笼子,而不是把老百姓的权力关进笼子,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点，中国如今不是要走出福利国家，而是要摆脱负福利的困境。而在摆脱负福利困境这个问题上，福利国家和自由放任的矛盾是不存在的。

第三，中国要实现市场的决定作用，这是三中全会提出的目标，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市场的决定作用不是通过推卸政府责任的途径实现的，而是要通过限制政府权力的途径来实现。在西方你不需要强调这个东西，因为西方的宪政制度自然使得权力和责任就是对应的。

第四，中国完全可以输出资本，但是很难输出中国模式。资本输出的意义之一就是要学会普世的规则。

第五，中国没有办法回归家庭养老,不仅是因为家庭养老在世界范围内实际上作用就在下降，而且也是因为中国实行30年的计划生育制度已经摧毁了家庭养老的机制。但是我们必须保护正常的家庭功能,其中包括人口再生产的功能，也包括在伦理方面的功能。

就是说中国这种南非式的家庭结构必须改变，讲得简单一点，就是使得农民不但作为劳动力可以进入城市，作为家庭他们也应该，而且更应该进入城市，他们进入城市的途径应该是自由的、自愿的。

我们现在讲重建中国优势，中国最根本的优势是什么？说穿了，中国最根本的优势与其说是体制的优势,不如说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优势，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勤劳、智慧和创造力，关于这一点我最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中国人在正常状态下能够有什么优势？大家可以去参观一个地方，那就是马来西亚。

但是我这里讲的不是吉隆坡，我这里讲的是东马来西亚，就是沙捞越和沙巴。西马来西亚马来人很多，绝大部分马来人都在西马来西亚，西马来西亚是一个福利国家。东马来西亚马来人很少，政府管制也很少。东马来西亚的城市基本上都是华人城市，非华人、非马来人的数量虽然很多，但基本上处于原始状态，经济活力很差，这些城市现在都是马来西亚经济的明星。

这些城市其实都是在政府不怎么管制、不怎么提供服务的情况下，凭借华人社会内在的组织资源和经济活力成长起来的。讲得简单一点，现在的东马来西亚那几个城市都是这样，经济的确是非常之繁荣。但是这个繁荣都是华人自己做的，所以我对成龙的一个说法非常反感，成龙说中国人天性就决定了他们喜欢有一个权力无限的老爷管着他们，他们自己不会管理自己。

如果看看真正的东南亚华人城市就会知道，全世界大概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够像中国人这样学会自己管理自己。总而言之，东马的例子其实有一个启示，我们的这个优势完全是可以重建的，这个重建如果要用我们现在官方的一个说法也不是不可以，就是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但是大家要注意，所谓的社会主义，决不是政府的权力可以不受限制，而是政府的责任可以追问，而且这个追问必须是强化力度。而这个所谓的市场经济也不是政府可以不承担责任，而是政府的权力必须得到约束。用我们常见的话讲，我们不能再搞让老百姓不找市长找市场的经济。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将会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这个过程不是通过否定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