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剥削对象由农民工变成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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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的崛起，离不开“四大红利”——释放经济体制潜能的“改革红利”、享受全球化进程的“开放红利”、放大成本优势的“资源红利”以及持续了几十年的“人口红利”。从根本上说，适量、适龄的劳动力人口是中国奇迹的根本保障。正因“人口红利”形成了劳动力丰富、抚养负担轻的“黄金时期”，才使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环境孵化了其他红利。

如今，股市暴跌、经济下行、楼市“滞涨”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经济触及“减速带”，各大“红利”消退的担忧。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减少，“刘易斯拐点”来临，之后几年持续下降，未来这种下降趋势将持续，中国正在迅速失去其廉价劳动力的优势。

近日，有文章指出中国人口总数也将在2017年迎来增长拐点，之后将迅速下降，此后低生育率加上老龄化趋势，将使“人口红利”蜕变为“人口负债”。

二

鉴于人口结构变迁的不可逆性，人口红利在短期内的不可重复，人口红利的时代切换的确亟需直面。

实际上，中国的城市崛起源于对农民工的剥削：从毛泽东时代的一次剥削——为满足国家主导的工业化需要，利用剪刀差剥夺农业部门剩余来供给重工业所需的原料和资金；到城市化的二次剥削：征用农村土地，将农民赶进城、赶上楼，为城市化和工业化提供了充足且廉价的劳动力，农民工用勤劳、汗水甚至是不公平待遇，完成中国崛起的原始积累。

不过，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不断减少，农民工的身价也水涨船高，不断出现的“用工荒”折射出其在人力市场的“香饽饽”地位，和大学生的“白菜价”相比，农民工可谓“完胜”。

三

缘何“剥削”对象由“田间农夫”变成了“天之骄子”？“剥削”对象变迁，折射出全球化、城市化、工业化的阶段转化。

一则，就全球产业转移而言，生产要素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低端制造业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都是大势所趋。“将工厂开到家门口”是全球战略转移的结果。富士康的大搬迁就是象征性事件。

二则，就工业化的阶段而言，在工业化初期，粗放式的经济增长会带来低端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及就业大幅增加，如东亚各国起飞的过程中，保持了相当低的失业率，低端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参与度较高，但工业化进入一定阶段，低端劳动力的成本优势便会逐渐消失，尤其是在人民币升值、房租涨价和周边东南亚地区等更廉价劳动力的挤压效应之下。

三则，就城市化的阶段而言，目前大型城市对于农村年轻劳力的吸附基本完成，留在农村的“老弱病残”很难参与更深入的产业升级。无论是科技园区、生态园区、高端制造等都需要大量职业型、技术型人才，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显然无法匹配产业升级的用工需求，而面大量广（每年上市规模达六、七百万）又价廉的大学毕业生，自然成为了下一个极具挖掘潜力的“人力资源池”。

四

鉴此，“剥削”对象的切换实际上是时代背景的切换。对于国家而言，低成本时代已行将就木，可供“剥削”的廉价劳动力也已由竞争优势变为了转型瓶颈：

一则，廉价劳动力导致中产阶层难以成型，无论是内资还是外资，民资还是国资，廉价劳动力的组织者或使用者，所提供的低微收入，都间接使消费型社会“胎死腹中”。

二则，廉价劳动力使得产业升级匮乏动力：资方盘剥劳方，已经赚得盆满钵满，自然丧失了动力去搞升级。

三则，廉价劳动力致使经济结构持续失衡：财富在通胀中从贸易顺差国流向了贸易逆差国，由穷人流向了富人，反而拉大了结构性失衡。

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国际经验也表明，当前西欧多国老龄化水平超过20%、日本高达23%（接近于2050年的中国水平），却并未出现“工作找人”的劳力短缺，相反依然是“人找工作”的岗位紧俏。原因正在于，这些发达地区顺利通过科技进步，使经济不再依赖甚至排斥低端劳动力的增长。

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反倒可能在较长时间看来是催生产业升级、缓解就业压力的“福音”。因此，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虽会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为“危”，但若能以此为契“机”实现产业升级，无疑将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式转变。

五

对于地区来说，依地区禀赋进行差异化发展已经箭在弦上。

一方面，东、中、西部的比较优势已现进一步分化：无论是拼人力资源的吃苦耐劳，还是拼土地资源的廉价程度，东部都拼不过中西部。如果继续在老路上和中西部争夺低端劳动力恐非上策。因此，东部发达地区进行有条件地“凤凰涅槃、腾笼换鸟”，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升级，而中西部地区通过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让更多的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形成东、中、西的错位发展态势。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需相应地优化农民工进城的政策环境，化解劳动力在产业间流动的深层次障碍：因地制宜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农民工医疗、养老、教育和住房保障等社保待遇。

六

对于企业而言，剥削“体力”的时代则将切换到剥削“脑力”的时代。“民工荒”的出现，和当年小岗村的变革一样，是农民通过“自我救赎”行为，倒逼企业踏上“转移、转业、转型”的梁山之路。事实上，无论是经济结构的调整，还是发展模式的转型，本质上都是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是财富的重新分配。

在时下利益博弈日趋尖锐的情况下，这种自发的、结构性的人口变迁，将比自上而下的运动式口号更能推动企业迈开调整步伐，向高端产业链突围：从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低端的“中国制造”切换到以大学生为代表的“中国创造”，从满足农民工所需的“温饱”切换到满足大学生（及新生代农民工）所需的“发展”，从挖掘“人口红利”更多地转向挖掘“人才红利”。

七

而人口结构的变迁，也将带来不少投资机会。

首先，劳动力成本驱动“智能替代”。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极大拉动对智能替代的需求。如富士康等企业已经开始了大规模应用机器人，机器人是没有情绪的工具，在人力密集型的生产线上，显然更受企业欢迎。

其次，人口老龄化激发对医疗行业需求。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患病率和就诊率都会显著上升。人口老龄化将加速推升对医疗的需求，针对中老年人的医药、医疗器械以及医疗服务将直接受益。

最后，农业奢侈品或将使农民反身剥削城市。金融大鳄罗杰斯不久前说“假如我现在20岁，肯定放弃金融而去学习农业”。稀缺的资源，广大的市场，多层面的需求，正在酝酿未来现代农业的巨大机遇。留守田间地头的农夫或将用自身的“精耕细作”（如农业奢侈品）反身“剥削”城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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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四川等省份人口流血又割肉

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东北三省人口净流出180万。不过，东北并不是最惨的，人口流失最严重的是河南和四川。河南省2010年人口净流出1032万，2013年人口净流出上升到1191万。四川省2010年人口净流出959万，2013年人口净流出上升到1026万。估计目前河南、四川的人口流失之和基本相当于一个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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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人口普查时，河南的总和生育率是1.301，这意味着人口每过一代减少40%、两代减少64%。2010年四川总和生育率是1.075，这意味着人口每过一代减少50%以上、两代减少7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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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低生育率外加人口流失将面临“发展的破产”

上海早在1979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1993年就步入了户籍人口自然负增长。如果没有至少1100万以上的、以年轻人为主的外来人口，上海已经是一个人口负增长的、超级老龄化的社会，现在经济社会发展陷入停滞。

根据社保部门的数据估算得出，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实际上已经接近3000万，而2014年北京户籍人口不过才1333万。如果没有比“老北京”还多的外来年轻人口，北京既没有发展也没有竞争力。

试想想，20年之后，即2035年中国步入“超级老龄化”社会，1949年出生的人口已经步入死亡狂潮，人口已经快速负增长。虽然大城市可能还算不太老，问题是，中西部的中小城镇尤其是农村呢？恐怕只能做大城市的“养老院”了。

20年之后，河南、四川等省份，除了少数大中城市之外，广大中小城镇和农村，年轻人口所剩无几，人口自然快速减少外加年轻人口超级流失，还谈什么发展？基本上说已经被发展判了死刑，或者说是“发展的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