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曾经自称“中华”的越南，如何变成了一个急于去中国化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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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越南这个近邻几十年来与我国关系一直别别扭扭，两国间除了现实的领土争端，鲜为人知的还有与中国复杂的历史纠葛。澎湃新闻2月29日发表署名郭晔旻的文章《越南为什么自称“中华”》，针对越南自称“中华”的历史渊源给出了详尽的史料和分析。

2010年的时候，越南庆祝迁都河内拍摄了一部电视剧《李公蕴——到升龙城之路》。结果这部电视剧在最后时刻被越南当局禁播，理由是太过“中国化”。这实在是有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借口，因为在李公蕴（越南李朝的建立者）的那个时代，越南统治者大概只会是“华”化犹嫌不足，而不会急急与“中国”划清界限的。

边徼变成邻国

现代越南的主体民族自称“京族（Kinh）”，意即住在京畿里的人，但越南北部少数民族传统上都称呼京族为“交（Keo）人”，这个名称来自历史上的“交趾（阯）”。最初的“交趾”指的是南岭以南。在秦末动乱中，河北正定人赵佗割据岭南，建立了持续将近一个世纪的南越国。

越南人对“南越”的心态非常矛盾，在封建时代，南越被看做越南“自己”的政权，就连阮福映向嘉庆皇帝求取国号时最初要的也是“南越”。但赵佗终究是“北人”，于是越南的历史被追溯到了更为久远的时代，“雄王，貉龙之子，泾阳之孙，定都曰文郎，相传十八世皆称雄王”。到了现代越南的历史教科书里，雄王已经成为越南的历史始祖，而赵佗和他的南越国，则成了阴险的北方侵略者。

这样的变化，一如朝鲜半岛上尊檀君而弃箕子，自然更多出于民族主义考量而非真实的历史。公元前111年，汉军三路起兵，灭亡南越，在其故地设置7郡，其中的交趾（治在龙编，今河内东北）、九真（治在胥浦，今清化）、日南（治在西卷，今广治）三郡在今天的越南境内。

“交趾”首次成为中原政权正式行政区名标志着越南的历史也进入“郡县时期”（公元前111年至公元939年，越南称“北属时期”）。中原文化在这一时期源源输入越南，越南封建时代的正史《大越史记全书》坦率地承认，“我国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士王始”，其中的“士王”即是汉末三国时期的交州太守、祖籍山东的士燮。

但与汉文化在越南牢固扎根的局面不同，中原政权对交趾三郡的统治始终未能巩固。中原王朝派遣到那里的官吏，多是带罪的贬官，良莠不齐。如士燮之属，实在是凤毛麟角。于是，交趾地区豪族叛乱接二连三地发生，由东汉名将马援平定的“二征起义”和梁朝大将陈霸先（日后陈朝建立者）镇压的李贲起义就是其中规模较大的两次。到了唐代，交趾被改置“安南都护府”，虽然所辖仍是郡县，但“都护府”的名称暗示已异于内地。

9世纪中期，南诏（在今云南）两次出兵侵占交州，“交趾湮没十年……人不聊生”。为防御南诏而调去的驻军哗变引发的庞勋起义最后被证明是倾覆大唐帝国的导火索，而越南本土意识也从对大唐帝国的失望中萌发。

唐宣宗时，已有人做《刺安南事诗》：“南方不择吏，致我交趾覆；联绵三四年，致我交趾辱。”唐末中州板荡，对安南的控制已是鞭长莫及，地方豪族趁机兴起，939年，吴权在白藤江之战击败了南汉军队。

虽然吴权死后安南又陷于四分五裂，但丁部领终于能够在968年翦平“十二使君”，建立丁朝（968─980年），国号“大瞿越国”（后改“大越国”，“瞿”亦作“大”解，系汉语与本族语同义叠置。大韩民国的“韩”亦“大”之义与之类似），是为越南自主政权的开始。随后，宋朝承认安南为“列藩”，册封丁部领为“交趾郡王”，至1174年，南宋朝廷正式册封“安南国王”，连名义上的郡县地位也放弃了，边徼遂变成了邻国。

南北朝的心态

以边藩自立的大越国尽管远离中原王朝统治的中心，却全方位模仿和移植了中国文化、经济、政治制度。李朝（1010-1225年）的官制分文武两班，各九品，地方有知府、判府、知州，中央还有太师、太傅、太尉、太保的重职。李朝建立之初就修文庙以供奉孔子和周公，师法唐宋的科举制度；文章皆用汉字，汉音亦渗入越语而形成反映唐代中叶以后汉语音的汉越音，以至于每个汉字都有对应的汉越音念法，用汉越音诵读佛经的传统一直保持在当代越南僧侣之中。

在“大越”的统治者看来，自己与中国（“北朝”）是同属于“华夏”的大小国，并没有从属关系。《大越史记全书》开宗明义，“大越居五岭之南，乃天限南北也。其始祖出于神农氏之后，乃天启真主也。所以能与北朝各帝一方焉”。

曾率兵入侵广西、屠城邕州（今南宁）并与宋军交战的李朝大将李常杰（1018-1105年）曾作过在越南非常有名的一首诗，内有“南国山河南帝居”之句，战后越方在归还宋朝的俘虏时，在20岁以上的俘虏身上都刺有“投南朝”字样。此时的越南已有自己的正式国号“大越”，但无论是李常杰的诗句还是俘虏的刺字都不用“大越”自称，而以类似中国古代的南朝、北朝看待两国关系，实质也隐含着双方平等并立，但同属于华夏文明的意味。

十三世纪，大越国先后经历了改朝换代与蒙元入侵。1225年，陈守度篡李建立陈朝（1225-1400年）。陈朝建立后很快遭到了蒙古铁骑的三次入侵（1258年、1285年、1288年）。大越国的民族意识在残酷的战争中空前高涨，主持抗战的兴道大王陈国峻凛然表示“先断臣首然后降”，在《檄将士文》里直斥“蒙鞑乃不共戴天之敌”，普通士兵也在手臂刺上“杀鞑”二字，誓死不降。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檄将士文》中，第一次出现了越南自称中国的记载（“为中国之将侍立夷宿而无忿心”）。陈朝的顽强抵抗，加上炎热的气候、肆虐的瘟疫、复杂的地形，阻止了全世界最强大的蒙古军向中南半岛扩张的企图，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伟大的成就。

1400年，外戚胡季犛篡陈自立，建立胡朝，改国号为“大虞”。篡陈事体传到明朝，明成祖决定“兴灭继绝”。“顷因胡政之烦苛，致使人心之怨叛”，永乐五年，明军顺利俘获胡季犛，将安南之地重置为交趾布政使司（省）。

但自从丁朝以来，安南自立已有四百余年，加之中越史籍都提到明朝官员“重科厚敛”，令安南人的反抗不断。先是陈朝宗室相继起兵（后陈朝，1407-1413年），接着黎利在兰山举起义旗（1418年），“当义兵初起之时，正贼（指明朝）势方张之日”；而数年之后，明朝的统治已经局限在东关（今河内）等几个孤立据点之内。

明宣宗即位后，一方面已有放弃安南之意，另一方面也派兵援救安南，意图在取得军事胜利的条件下体面撤军。结果也无法如愿，“两路救兵，既不旋踵而俱败；各城穷寇（指明军），亦相解甲以出降”，终于被迫放弃安南（1428年），承认黎利重建“大越”。黎利的谋士阮廌遂写作名篇《平吴大诰》，以彰其功。这篇一千五百字的雄文开篇就是“惟我大越之国，实为文献之邦。山川之封域既殊，南北之风俗亦异。自赵、丁、李、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可以说是把越南统治者南北朝的心态刻画得淋漓尽致了。

唯我才是中华

后黎朝在黎圣宗时代（1460-1497年）臻于极盛，但进入16世纪就由盛转衰，1528年以后更是出现了两次“南北朝”。先是莫朝占据北方，后黎朝在南方复辟；1592年莫朝被赶到越北高平一隅之后，号称“中兴”的后黎朝再次南北一分为二，北方郑松“挟天子以令诸侯”，南方阮潢与之相埒，自称大越国阮主，中日史籍则称之为广南国。1627-1672年，郑阮大战7次，结果人口多于南方三倍的郑主未能消灭阮主。最后双方约和，以灵江（十分接近北纬17度线）为界，南阮、北郑对峙的局面持续了二百多年。

公元1802年，阮主后裔阮福映平定西山起义（1771-1802年），统一全国，建立越南末代王朝——阮朝，今日的“越南”正是其从北京求来的正式国号。但阮朝皇帝在国内更中意的其实是“大南”，还制作了“大南天子之玺”，用“大南”与“北朝”平起平坐的姿态尽显无遗。

和越南历代王朝一样，这个政权虽在名义上接受宗藩体系，向清廷称臣，但在国内毫不犹豫地僭越为“皇帝”。越南式的“华夷观”于此时登峰造极，在阮朝皇帝眼中，已是唯我独“华”，清朝的正统性受到了强烈质疑。

在阮朝看来，它才是中华文化的继承者，是中国的嫡系正统，而清朝是“以夷变夏”的“夷”，是外国，只是凭借武力征服才获得的统治地位。阮福映曾经声称：“中国之于外夷，治以不治，彼以诚来斯受之”，此处的“中国”已是阮朝的自称。阮福映的继承者明命帝与廷臣讨论“甲胄之制”时干脆嘲讽清朝“朝衣朝冠皆从夷习，非古人服饰之制”；当时越南名儒潘辉注甚至直言不讳，北方的清朝虽然继承了明朝的版图，但并未承袭其衣冠文明，“胡俗之移人，一至浩叹如此”，清朝的“中华”资格被彻底否定了。

于是乎，在阮朝的官方史书《大南实录》里比比皆是的“夏”、“汉”竟然全数是指京族，譬如“嘉隆年间设置职管员役，耳濡目染，渐入汉风；若加之政教，用夏变夷，想不出数十年，可使与汉民无异”，这段文字写的其实是当时越南侵占柬埔寨并实施强制同化，与中国的汉人没有任何关系。

至于清朝统治下真正的中国人，就只能被称为“唐人”、“北人”甚至干脆是“清人”了。在阮朝时期成书的《嘉定通志》中写有“华民、唐人、高蛮杂居”，其中的“高蛮”是高棉人、“唐人”是移居越南的中国人，而“华民”指的也是越南本国的京族。

时过境迁，曾经那么执着于“中华”名分的越南，今天却连一部电视剧也急急要与中国划清界限，实在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