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确面临自明朝中后期开始的大汉帝国渐进衰落以来,千载难逢的重大的历史性发展机遇,这个机遇期开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将结束于本世纪2020年左右,错过这个时期,中国可能沦为未来全球社会“人人可以榨汁的鲜果园”。
最近两个多月从南亚到中亚的专项调研,对于“一带一路”的实施状况有了切身而深刻的认识。如果要说实话就是:“一带一路”战略如果得以实现,对于中国而言当然是千秋功业;如果实现不了,则会大大透支国家的“精气神”。 从目前情形看,这一宏大的战略构想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心理弥绊和现实困难,特别是不同层面的利益纠葛和投资“安全”问题开始浮出水面,亟待采取有效策略予以破解。 对于中国政府而言,要清醒地认识到“一带一路”涉及到的各关联国:戒备心态不可避免、利益冲突不可避免、法律纠纷不可避免。 我的团队先后四次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对中亚和南亚多个国家的“跨境投资项目落地环境及投资策略”的实地考察和专题研究,参加了中国、印度、越南、韩国有关财团的海外投资项目评估,比照发现:中国力推的“一带一路”,从实施策略,基础准备,到资源配置,项目的投前评审和投后管理等方面,已经暴露出很多令人头疼的问题,有些问题本应及早预防规避,最终却酿成夹生饭,损失不小且进退两难。 前不久,参加由国家某个重要部门召集,由多个部委代表,十几家大型央企代表参加的《“一带一路”与中亚五国需求对接座谈会》时,来自央企和民间的海外投资代表们,谈到的很多问题更是令人纠结。 特别是陕西中亚商会会长吉延伟女士和中石油海外投资项目安保负责人,谈到中国企业投资中亚五国后遇到的诸多安全问题时,流露出焦虑而无奈的情绪,因为他们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已经不是海外投资企业和地方政府能够把控和解决的,急需中央政府出面才有可能调停。比如,中亚五国一些国家的警察,盲目“抓捕”中国商务代表入狱,找茬敲诈中国商人的情况时有发生。 有些问题,或许国家政府领导者层面早有“共识”,但中亚五国地方权势官僚却不予理睬,甚至唱双簧,一些中国投资机构,即使采取一些灰色打点策略,既定的事情也很难落实到位。这些国家既有典型的集权特征,也有地方权势腐败的“潜规则”。 那么到底如何认识和把控“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过程中的风险呢?在此,摘要介绍一下我们于2015年年初主持完成的《未来十年:亚洲投资变局》研究报告中,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关联性较强的一些观点。
正确认知中国在亚洲利益格局的定位
摘要:在日益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包括美国、德国、日本、中国在内的任何大国,以及日益强大的跨国财团,如果不顺应历史大势及规律合理确定本国在未来全球化进程中的角色及利益定位,就会错失“全球化大趋势大背景下全球利益重构”的重大机遇。
解读:中国的确面临自明朝中后期开始的大汉帝国渐进衰落以来,千载难逢的重大的历史性发展机遇,这个机遇期开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将结束与本世纪2020年左右,错过这个时期,中国可能沦为未来全球社会“人人可以榨汁的鲜果园”。 新一届领袖集团适时提出“一带一路”及“亚投行”发展战略,时机还不算太晚,出发点也不错,但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一带一路”战略公开亮相以前,是否运筹并恰当定位好了未来全球化大趋势下,中国在全球社会到底应该扮演且能够扮演好怎样的角色,以及中国在未来全球利益格局中恰当的利益定位是什么。 在此基础上,方可明确中国在亚洲的角色及利益定位是什么。这些问题不是国家领导人之间可以通过外交策略来敲定的,也不是智库幕僚人士私下可以密谋的,应当由两个方面的因素来决定:一是能否有效协调好各国民众合理的利益诉求,并策略地化解基层民意顾虑;二是是否遵循了日益全球化的国际分工及国际市场规律。脱离这两条基本规则,很多美好的愿望也只能停留在梦想境地。
“一带一路”的思维定式是否能够顺应历史大势?
摘要:有不少人士恭维中国“一代一路”类似于当年的“马歇尔计划”。如果按照“马歇尔计划”思维来运筹和认知中国高层的“一带一路”战略,出发点就错了。
一是错在时代背景不一样,上世纪冷战前后的主权国家及民族利益至上的历史特征,已经大大褪色,特别是大国之间已经大幅度衰减这种“对抗”思维,未来全球政治力量的“合作与对抗”,越来越以全球公众利益诉求为主导,互联网时代的民族的、主权的利益如何有效融入全球化利益,才是更崇高的政治使命; 二是错在思维定式有错位,马歇尔计划是政治思维主导的计划,“一带一路”则不能以“政治思维”思维为主导,而应以“顺应全球化利益格局的调整”的思维为主导,美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正在调整思维方式。
解读:中国“一带一路”从谋划运筹到出笼实施,都是中国“一个人在战斗”,虽然这个计划涉及多达约六十个国家,但是其他国家的政治高层和民众,对这个看起来“庞然”的计划,如何认知和对待呢?说几句礼貌客气话,表示一下赞赏态度是可以的,但是若涉及到具体而深层的利益接触,则首先引起的不是合作心理,而是防备和逆反心态。 当年的郑和下西洋和张骞出使,讲讲美好的故事当然可以,若玩真的,就得好好掂量一下。今天的“一带一路”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带钱出海、布施天下”的心态,充当救世主的角色,但更加令其“畏惧”。 因为此举既要符合人性法则、也要符合市场规律,你想干什么、想要什么,路人皆知。忽悠别人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把自己忽悠进去了。从中国目前情形看,国家及地方权力机构,很多人并没有“深刻领悟”最高层的战略意图,“一带一路”尚未形成国内中高层价值观的高度一致,很多事情仍然停留在喊口号、攒项目、要资金的层面。 从过去几年我们完成过的跨国财团海外投资项目的“投前评估”、“投后顾问”业务清单中可以看出,中国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项目基础功课做得不够扎实认真。
中国千万不要忽视俄罗斯的感受
摘要:近两年来,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一个最大的看点是:中俄联手制衡美日,而欧洲在疏远俄罗斯的同时又与中国套近乎。这一切变局的核心在于:不同国家有其现实的经济利益诉求,政治家的面子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所以大家都心照不宣地玩着随时都有可能变脸的“儿童游戏”,而且中国玩的最真、最用心。然而,在整个全球化利益格局重构的特殊历史阶段,最最需要保持高度警惕的恰恰是中俄利益关系随时可能出现的变脸。
解读:全球化大趋势下的大国外交关系,越来越像儿童过家家,有两个日趋明显的特点:一是政治家作秀与演艺明星作秀越来越相似,对民众实质性的生活干预度在不断降低,各国政治领袖为本国民众的政治表演成为第一要务。特别是欧美和日本表演得日趋成熟和老道,而台湾的“悲哀”则在于玩得太认真。 二是政治及外交,与经济合作越来越“分轨”运行,因为政治面子可以输得起,但经济利益输不起。在这样一个国际大环境下,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亚投行的设立和运行,首先会从心理及现实利益上伤害俄罗斯,比如中亚这些国家,一直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俄罗斯内心是什么感受,可以想象得出。 特别值得考量的是:中亚诸多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从语言到民族种姓,都与俄罗斯有着远超中国的优越性。历史地看,中俄地缘政治一直就不平静。在这种情况下,中俄之间的在发展中如何高度融合、互惠互联,远远大于中国向中亚的挺进。 再说,除过印度之外,中亚五国只有区区六七千万人口,但是有几十个民族,未来消费需求空间不大,无论前苏联还是俄罗斯,采取很多办法一直没有把这一地区“摆平”,又何况中国呢?因此,最好的策略是,创造条件、支持市场化投资运营。
中国民营资本不应被“一带一路”边缘化
摘要:就近年来亚洲各国财团在跨境投资运营状况来看,诸多案例和数据证明,做的最好的是韩国企业;其次是东南亚华商和印度的企业;然后是台商和中国民营企业。原地踏步的是日本、台湾的企业。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国有资本在亚洲的投资布局并不理想,投资失误和低效率运行的投资项目不少。
中国国有资本对中东、非洲、俄罗斯的投资规模已经初具规模,但主要局限在采矿采油和工程承包类投资。资本趋利的天性决定了:只有私人资本才最具竞争力克扩张效率,而中国在对外投资方面,一直对民间资本采取的是压制策略。从目前“一带一路”的投资动向和策略来看,中国政府首先支持的还是大块头的国有资本,民营资本仍然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
解读:通过对越南国际合作投资的诸多案例研究后体会到,中国早应该解除国有资本对石油行业的诸多垄断,并护佑民间资本投资到南海油田的开采与合作中去,因为民营企业家自然有办法“深入敌后”展开合作,并收购一大批越南海上油田。 如果中国民间资本早年就与越南财团合作,就会曲线达到国家战略目标。可是,那时候脑子总是转不过弯来。现在,面对“一带一路”存在的很多问题,中国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以有效的策略和方式,大力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到“一带一路”的重大投资项目中去,比如:混合所有制虽然行不通,但是政府可以倡议设立政府参与但不控股的混合投资基金,扶持投资基金参与到一带一路优势项目中去。
“一带一路”的规划不能成为装饰品
摘要:“一带一路”规划出台后,仍然深深打着中国特色的计划思维的烙印,标题、口号、方针、决心很到位,但可实施性、可操作性、适合地方执行部门的东西很少。
点评:“一带一路”规划我看过了,的确花费心思了,很有气势,令人振奋。但是可行性值得怀疑。虽然地方政府和很多央企有政治使命和中国梦情怀,但是缺乏“刀下见菜”的行动举措,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职能部门和书斋学者攒出来的文字游戏报告,对于亚洲及各个关连国的市场环境、法律特征、生产力水平、民族特性、信用环境等,考虑不够。“一带一路”已经演变为一种政治风潮。 其实,一些地方官员对于中央“一带一路”真实的战略意图并不明白。我在参与一些地方政府“一带一路”项目评审时,觉得有些项目是“东拉被子西扯单、东榔头西一棒”。“各地政府”大张旗鼓地响应中央号召,可是多数项目只是停留在概念和调子,很不靠谱。
“亚发行”是亚投行的一面镜子
摘要:目前尚难定论中国主导成立的“亚投行”能否走向成功和辉煌,因为“亚投行”的有效运营,面临着三大难题尚不知如何破解:一是投资项目的风险评估机制及投后管控机制的成熟尚需时日,需要很多实战磨合;二是亚洲多数“受援国”的信用度较差,很多项目可能会陷入“投前欢喜投后忧虑”的窘境;三是“亚投行”在国际金融体系的地位及角色“难堪”,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金融监管、评价及服务体系,与之缺乏有效对接。
点评:可以说,美国支持、日本主导、多国参与的“亚洲发展银行”(简称“亚发行”)在亚洲投资服务领域,已经有很多的感触、体会和经验,其中酸甜苦辣不言而喻,世界银行[微博]面对亚洲和非洲的信用市场也是“身同感受”。 多年前我参加一个亚发行项目评估时,询问中方项目代表(财政部一位工作人员):为什么世界银行和亚发行的项目,从评估到放款,要拖那么久,有的项目甚至要耗二三年时间?这位中方代表说:江老师您是否觉得他们工作都特别认真负责、有板有眼? 其实不然,因为很多项目放款前就知道“放出去是收不回来的”,明明知道收不回来还不得不贷,项目负责人又想尽可能少个人责任,所以就托延时间。我说:反正有国家信用作担保,而且属于援助项目,就算扶贫嘛! 他说:我们财政就是个冤大头,作为成员国缴纳资本金,还要替各省市项目方还债,要他们(亚发行、世界银行等)的钱有什么意义?回过头来看,中国主导的亚投行,若面对各个成员国的项目,多数情况下会遭遇“赖账”,而项目国的财政会给你信用担保吗? 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讲,“亚投行”与“亚发行”似乎是一种对抗关系,但是,老道的亚发行在项目评审、风险把控、投后管理等方面的经验,确实值得亚投行学习。因此,“亚发行”应当成为“亚投行”的一面镜子。 (本文作者介绍:香港环球经济电讯社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访问学者、高级研究员,政府及财团大型投资项目顾问,产业项目风险及可行性评估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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